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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料公司丨沒了郭臺銘的富士康轉型怎么“玩”?

  富士康能夠走到今天,跟郭臺銘對市場每一次機遇的敏感把控有著本質性直接關聯。有甚者認為,“富士康就是郭臺銘”,它無論從管理模式到運營機制等各方面都滲透著郭臺銘性格中的精明、苛刻和細致。

  如今,創業45年的郭臺銘終于兌現退休“承諾”卸任鴻海董事長,但囚于轉型困境、帶著濃重“郭臺銘”烙印的富士康在尋變途中又將如何感知未來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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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于時代的“代工之王”

  從1974年以模具生產起家,到決定生產電腦連接器的1980年代,郭臺銘所創立的鴻海一直都還是一家默默無聞的企業。198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在70年代末IT市場開始崛起,加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這兩大趨勢交匯,給了郭臺銘無盡的紅利。后來郭臺銘以富士康的名字注冊公司,開始在臺灣之外尤其內地大陸開拓市場,并選擇從電腦連接器切入PC零部件代工領域,也正式開啟了富士康的代工之路。

  說“代工”成就了昔年富士康,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從90年代末將業務擴展至更袖珍的筆記本電腦領域,到2003年-2005年期間以并購為主要方式布局手機代工業務。2004年,還未貼上“蘋果代工廠”標簽的富士康就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代工廠,并在 2005年進入福布斯世界500強,此后排名逐漸遞增。

  蘋果2007年發布第一代智能手機iPhone,此時的富士康已經躍居福布斯154名,正是意氣風發之時,蘋果選擇富士康代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在蘋果早幾代的產品中,郭臺銘軍事化管理下的富士康以嚴格標準和交貨能力成就了蘋果,而蘋果嚴格的出廠標準也讓富士康在業界名聲大燥。此后經年,iPhone手機的銷量逐漸成為能夠左右富士康財務數據的存在,甚至這一福禍相依之象至今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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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來講,富士康目前的手機訂單一半來自蘋果,倒也并非僅代工蘋果手機。索尼、摩托羅拉、西門子、諾基亞、戴爾、惠普、思科、IBM、阿爾卡特等很多外界現在或過去熟知的手機數碼類產品品牌背后都有富士康代工的身影。不過,時代讓代工的富士康強大,卻也慢慢熬垮了它從前如康柏、諾基亞、摩托羅拉等一些大客戶,即使是一度風光無限的蘋果,iPhone手機的全球出貨量占比也從高峰時期將近20%下降到了今年第一季度的11.7%。

  IDC數據顯示,2018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機共出貨14億部,同比下降4.1%。智能手機的紅利消失殆盡已成既定事實,增量時代轉向存量替換時代,這對下游產業端的富士康來說打擊是相當大的。而在外部環境因素之外,內部由于技術含量不高而導致毛利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也成為囚困富士康的難題。觀察富士康招股書數據可以看出,2015-2017年間,富士康營收分別為2728億元、2727億元及3545億元,凈利潤在5%左右,但其綜合毛利率分別為10.50%、10.65%和10.14%,整體呈下滑趨勢。2018年,富士康主營業務毛利率只達到8.64%,同比2017年降低1.48%,低于互聯網及制造行業平均水平。轉型,成為迫在眉睫之事。

  “吃”夏普凝目上游的“野心”

  為了富士康轉型,郭臺銘做過很多努力:早年間曾收購賽博電腦城試圖進入家電零售線下市場,最后以2013年拋售賽博股份黯然收場。轉而又設立了3C數碼網上購物平臺富連網,卻遇上電商的快速擴張,富連網上線時,電商市場已經被巨頭瓜分完畢,因而至今難有作為。2012年富士康推出自有品牌睿俠電視機,后也不了了之。2016年收購夏普,希望做強手機和電視業務的同時開始謀圖芯片半導體業務。于2017年聯手臺積電競購東芝半導體最終失敗。2018年將鴻海1/3資產注入了A股上市公司工業富聯,企圖向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轉型,成效至今未顯。

  算起來,除了2016年夏普的收購較為成功外,富士康其余的品牌多元化轉型基本都宣告了失敗。于是,即使競購東芝半導體失敗,強攻芯片、半導體業務還是成為富士康尋求改變的一個重要方向,這從擔任鴻海半導體S次集團總經理的劉揚偉被選任新董事長的決策也能看出。

  2016年4月,富士康以53億美元收購夏普66%的股份,拿到了它的手機、顯示面板和電視等業務。不甘心只做下游代工廠的富士康希望以夏普在IGZO無邊框顯示屏技術、OLED以及8K顯示技術等方面的優勢,來彌補了自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缺陷。該年底,郭臺銘透露出鴻海要和夏普聯手做半導體的信號。“鴻海正與夏普攜手發展半導體生產能力。”郭臺銘在當時接受采訪時表示,“如果夏普能夠與鴻海順利整合,我們會通過借力夏普的技術能力、中國臺灣地區的半導體制造能力和大陸的年輕工程師群體,可以創造大量增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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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收購后,調整人事、改變戰略、重塑定位頻繁發生。這場手術的效果也是看得見的, 2016財年夏普業績虧損縮減了約九成,2017財年夏普凈利潤為702億日元,實現4年來首次盈利。但伴隨而來的大幅降價策略也讓百年夏普的品牌價值極度縮水,盡管富士康副總裁陳振國反復強調低價和高端并不沖突的觀點,但2018年,夏普并未能實現營收和利潤的雙增長。

  2018年下半年,夏普意識到了危機。夏普公司會長兼社長戴正吳去年9月在深圳富士康工廠面對數百家中國大陸的經銷商講話中強調,今后夏普在中國市場將追求質與量成長的平衡。同時叫停了過去兩年將中國市場的銷售委托給富士康旗下富連網的決定。同期,夏普中國區總經理孫月衛接手經營夏普中國市場。孫月衛在AWE期間接受中國家電網采訪時曾表示,夏普已經重新聚焦中高端產品,回歸技術本位。

  如今的夏普以“8K+5G”、“8K+AIoT”戰略回歸以前沿技術培養品牌價值的老路上,且創新成效顯著,孫月衛甚至表態“未來五年夏普的目標是要做到中國市場外資品牌前三名”。雖然很難客觀的形容富士康收購夏普后的一系列轉型措施是成功還是失敗的,畢竟叫停“富士康化”才是挽回夏普品牌價值的重要一步。不過,半導體業務的布局富士康一直在繼續,去年8月,珠海市政府發文宣布,富士康將在芯片和半導體方面與該市合作,并稱“富士康將立足于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戰略,面向工業互聯網、8K+5G、AI等新世代高性能芯片的應用需求,與珠海市在半導體產業領域開展戰略合作。”同年,鴻海成立半導體S次集團,涉足芯片設計、制造領域。

  半導體業務轉型用劉揚偉的話說“相關計劃現在進行式”。今天的富士康,代工仍然是主業,根據鴻海2018年財報披露,其收入上規模最大的還是組裝iPhone,營收約為“工業富聯”的2.8倍。在5G時代即將全面來臨的當下,富士康轉型依然迫在眉睫。

  “戲” 尚未謝幕

  從2001年首次透露要在2008年退休開始,之后的19年間,郭臺銘修改“退休計劃”不下6次,去年6月的鴻海股東大會上還斬釘截鐵稱:“因未來5年是鴻海至關重要的轉型期,我還沒有考慮退休。”到如今剛過去一年,新的遠大夢想又讓這一計劃轉折并且至此塵埃落定。

  退休承諾雖然反復無常,但對于“未來五年”的轉型決心卻是堅定不移的。權力交棒至劉揚偉手中,他的態度是,“鴻海秉持長期、穩定、發展、科技、國際等5大宗旨,未來將朝云移物大智網+機器人方向發展。”

  根據新一屆董事會成員所掌舵的業務來看,呂芳銘負責5G中的運算和網絡、盧松青負責車聯網中的零組件和電動車、李杰負責工業互聯中的大數據和AIoT、劉揚偉負責半導體中的IC產品和設計代工等,可以看出, 5G、8K、工業互聯網、半導體、夏普業務都將是鴻海接下來重點發力的領域。

  呂芳銘表示,往工業互聯網升級是必走的,關燈工廠效率提升了30%,庫存降低15%。作業員減少了81%,他們變工程師、技術員。“轉型升級我們必須要繼續做。下一波AIoT、5G、高速電腦的需求,我們有基礎,也有競爭,我們要想辦法贏。”

  在中國臺灣大學教授李吉仁看來,創業時代的交棒難上加難的原因包括,創業者的傳奇本質難以復制,以及多數企業過去長期輕忽人才發展的制度需求,大公司病已經出現。但更大的挑戰在于,許多企業面臨接班問題,也正在面對轉型的挑戰,尤其是互聯網+、大數據與物聯網所帶來的新商機。

  富士康已經走到一個新舊交替轉型的關鍵時刻。以業界的看法,往前一步,它就可以撕掉貼在身上多年“代工廠”的標簽,成為智能制造領域的領軍企業。踟躕不進,就只能坐視基本業務萎縮。因此也有觀點認為,郭臺銘在此時從政有借機為鴻海/富士康做加法的可能性,不過,一手打拼下的“王國”要他在這個節骨眼上完全放棄必然也是不可能的。

  從鴻海的交班情況來看,董事長職務雖然由劉揚偉一人接替,但經營決策權卻并不集中于他一人,而是由一個包括他在內9人組成的“智囊團”共同承擔,相當于未來的鴻海將從曾經的一人決策,變成了類似于華為、臺積電、臺塑集團一樣分權分立的管理模式。另外有意思的是,在今年宣布參選之后,郭臺銘仍繼續“掃貨”鴻海股票,過去連續7個月共增持3.99萬股,占比9.6%,而所有鴻海董事持股比例合計9.68%,換言之,其他董事股票持股比例合計不到0.1%。

  新的領導班子下,轉型仍然在繼續,且以鴻海備忘錄記載來看, 2019年將會是充滿競爭和挑戰的一年。不過,郭臺銘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似乎還會持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賈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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